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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文靜 王力平:從自然文學到生態文學 ——概念演變中的審美轉向
來源:《草原》 | 王文靜 王力平  2023年05月15日07:50

王力平,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八屆、第九屆全委會委員,中國文聯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河北作家協會原副主席;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第六屆、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評委。出版評論著作《在思辨與感悟之間》《水滸例話》等。

王文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高級訪問學者。評論文章見于《光明日報》《文藝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青年文學》《中國作家》等報刊,出版評論集《你好,鏡頭》。曾獲“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秀作品獎等獎項?,F任石家莊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王文靜:力平老師,您是否注意到,近年來,以自然、生態為主題的文學創作和研究“熱”起來了。以“生態文學”和“自然文學”為主題的創作研究活動十分活躍,如在沈陽舉辦的中國生態文學論壇,在內蒙古舉辦的《草原》自然寫作營等等。我們今天就聊聊當代文學中的自然和生態主題寫作。

王力平:我注意到了《草原》雜志在倡導自然寫作。文學終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以自然、生態為主題的創作“熱”起來,折射出自然環境和生態文明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不過,關于這個話題,泛泛地聊一聊不難,聊得深入一點,特別是在文學的意義上深入一點,其實并不容易,我們分幾個話題來談。

關于幾個爭議性話題

王文靜:那我們就從幾個有爭議的話題開始。伴隨著自然、生態寫作和理論探討的興起,相應地就有了自然文學、環境文學、環保文學、生態文學種種旗號。名號各異,內容卻交叉重疊,概念含混、隨意,可以說是“亂花漸欲迷人眼”。這些繁雜名目,它們是一回事嗎?或者,它們原本就不是一回事?

王力平:對“正名”這件事,孔夫子十分重視。但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難在他想以一己之力,驅“實”以就“名”。奈何“實”已經發生了變化,很難再裝進他所喜歡的那個“名”的殼子里。后人作“名”“實”之辯,都應汲取這個教訓。至于你提到的那些名稱,其實你剛才的描述已經給出了答案。稱名雜亂是因為隨意,各隨己意??梢岳斫?,但不足為訓。

王文靜:那么,對以自然和生態為主要內容的創作,您更傾向于用什么概念來表達呢?自然文學,還是生態文學?

王力平:其實,只有理論批評工作者才關心這種問題,寫作者通常不會去想他寫的是“自然文學”,還是“生態文學”。

在“自然文學”與“生態文學”的稱名之爭中,大概主張“生態文學”的聲音會占上風。這是有合理性的,因為生態問題是一個現實問題?!白匀晃膶W”的提法雖然沒錯,且能夠涵蓋古今,但它缺了一點現實的針對性。當然,這不是說古人沒有生態平衡的意識。事實上,成書于漢代的《逸周書》中就寫道:“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三月遄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边@和今天的“封林”“休漁”政策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在農耕文明背景下,生態不平衡的問題沒有如今日這般嚴峻,社會的生態意識基本以正面闡述為主。而當下,生態問題已經成為危及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現實問題。受到這種“現實性”的影響,無論是關于自然和生態的寫作,還是關于這種寫作的理論探討,人們關注的重點必然是“生態”,而非一般化地談論“自然”。

王文靜:在我看來,“自然文學”以描寫自然為主題,突出人置身于大自然的審美感受和心靈體驗。當然,自然文學也思索人與自然的關系,不過它更加注重對自然的記錄以及對和諧的向往、歌頌,理想主義色彩濃郁。而“生態文學”作為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往往立足于自然生態的鏈條上去探尋生態問題的根源,預警可能發生的生態災難,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您怎么看“自然文學”與“生態文學”的這種差異?

王力平:看得出來,你對“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的差異比較敏感。在我看來,它們其實都屬于一個大家族。其中一些作品偏于自然和博物學的寫作,一些作品偏于環保和生態問題的寫作,還有一些作品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溢出自然生態領域,關涉例如城鎮化建設、故園坍塌、現代城市病等等方面。理論批評并不規定作家能寫什么、不能寫什么。如何命名這種創作思潮,僅僅表明了理論關注點的不同,并呈現創作思潮的發展趨勢和價值取向。人與自然的關系古已有之,生態的視角則體現著當代性。從主張“自然文學”的觀點來看,生態問題同樣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因而應該把“生態”問題放在自然文學發展的歷史中,以確定其位置;從主張“生態文學”的觀點來看,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今天集中表現為生態問題,因而應該把“生態”問題突出出來,以彰顯自然文學在今天的新變。

我說主張“生態文學”的聲音會占上風,但我并不贊成撇開“自然”談“生態”。所謂寫作者通常不去想他寫的是“自然文學”還是“生態文學”,這話,對那些站在門檻里外幾步的寫作者是適用的。但要深入堂奧,離開“自然”這個維度和背景,是難以深刻理解“生態”問題的。比如,以“和諧”為“生態”的價值取向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把“自然”的維度納入視野,就會發現其實“不和諧”是經常發生的,“和諧”只是一種暫時的、有條件的平衡狀態。

其實,“生態”是“自然”在當代社會的表現形式。并且,“生態”的內涵、意義和價值,是由人類社會的發展要求、人對自然規律的認識程度和駕馭能力共同定義的。所以,我更愿意在“自然”與“生態”中間加一個連接符號,稱作“自然—生態文學”。

王文靜:在以自然和生態為主要內容的創作活動中,還存在“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的爭議?!叭祟愔行闹髁x”認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是主體,自然是作為對象存在的。人是萬物之靈,是萬物的尺度,人的生存和發展是第一位的?!白匀恢行闹髁x”則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萬物是平等的,在自然面前,人的優越感是虛妄的。在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面前,人類利益不是最高價值。在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創作中,這種爭議常常表現為作者的立場和視角。您怎么看這兩個“中心”之爭?

王力平:我注意到,在談到自然、生態問題的時候,存在“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的立場之爭。但也許是我的閱讀視野狹窄,在國內的自然—生態文學討論中,我沒有看到有人站在“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上發聲。所謂“人類中心主義”的理論主張,只見于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的相關論述中。西方環保運動的理論建設比較充分,兩個“中心”陣容嚴整,旗幟鮮明。但我個人覺得,用舶來的“箭”去射一個舶來的“靶子”,其實意義不大。

在國內的自然—生態文學討論中,“人類中心主義”不是一種嚴謹的、系統的思想理論。一些著名的觀點比如“人是萬物的尺度”,原本是古希臘哲學家普羅塔戈拉的名言,是以“人的尺度”去質疑“神的尺度”,與生態問題全無干系。引述類似的思想觀點,來辨析人與自然的關系,說它表現了人類在大自然面前從完全不自由到逐步獲得某種自由的喜悅,是可以相信的。但要說這句話的意思是要榨干大自然的最后一滴水、一滴油,以滿足人的窮奢極欲,那就只剩下情緒價值了,對于深化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沒有任何意義。

在我看來,只有人與自然的主體、對象關系是真實的,它反映了人類基于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必須不斷地認識自然、順應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基本事實。如果我們承認人在不斷地認識世界、認識自我,就是承認了人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的主體地位,也就從根本上排除了“自然中心”。如果一定要有一種以“自然”為中心的理念、立場或主義,那么這種理念、立場或主義也只能由人提出和論證,由人設想和設定。而提出怎樣的論點和論證、做何種設想和設定,都是人的思想意識形態,都無一例外地反映著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歷史要求。這樣一種所謂的“自然中心主義”,恰恰證明了人的主體地位。所以,兩個“中心”之爭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從根本上說,所謂“人類中心”,是著眼于人的生存與發展,而所謂“自然中心”,則是著眼于這種發展的可持續性。把人類發展訴求的兩個方面割裂成兩個“中心”對立起來,并加以絕對化,其實暴露了思維方式上的形而上學痼疾。

王文靜:承認人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的主體地位,也就同時承認了自然界的客體地位。主體與客體是相互依存的,對象的存在是自身存在的前提。在以實踐為特征的主客體關系中,人要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同時,人類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所以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也是對自然的認識;對自身的改造,也是對自然的改造。事實上,人類對自然有效的、合理的利用,就是建立在認識和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所以,除了人在自然面前的主體地位,其實并沒有什么“人類中心”,“自然中心”也是心造的幻影。

王力平:是的。沒有必要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玄學化。在人與自然構成的主客體關系中,人類只能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角度、立場去思考和行動。這種思考和行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一方面,人對自然的認識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另一方面,人對自己的認識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人類需要不斷地認識自己、認識自然,就是為了不斷地修正自己、改造自己,為了更好地順應自然、改造自然。

順便說一句。不要一提“改造自然”,就扣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帽子。一個主觀唯心主義的口號,不應該成為否認歷史唯物主義的遁詞。人類學會直立行走已經300萬年了,都江堰建造已經2200多年,京杭大運河全線通航已經700多年,這都是人類改造自己、改造自然、構建新的生態的偉大實踐。其實,改造自己、改造自然的過程,就是打破人與自然原有的和諧,從不和諧達到新的和諧的過程。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的實踐的過程。

王文靜:還有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有些論者出于肯定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心理,或是為了提升“自然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的地位和評價,認為對那種把人的身段放低,仰視自然、敬畏自然的態度和立場,應該提升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去認識。在您看來,“自然文學”“生態文學”,除了是一種文學主題,還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嗎?

王力平:把“自然—生態文學”理解為一種文學主題是沒有爭議的。至于說提升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我覺得大可不必,“最最好”并不比“最好”更好。

嚴肅地說,尊重自然的態度、立場,本身并不構成世界觀、方法論,而是唯物論世界觀和堅持普遍聯系的辯證思維方法在自然生態問題上的一種反映。不過,這個問題也可以輕松一點去看,把仰視、敬畏自然的態度、立場表述為“世界觀”“方法論”,是一種更能引起關注的文學性表述。比如有人稱贊余華的作品語言簡練,余華解釋說那是因為自己識字少。對余華的話,輕松一點去聽是有趣的,但若信以為真,沒趣的就是自己了。

當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余華的話,聞之可以解頤。把仰視、敬畏自然的態度、立場表述為“世界觀”“方法論”,其實含有不便一笑了之的層面。因為,較之具體作家的創作態度和具體作品的敘事立場,“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更大的普適性和規約性。但事實上,并不是所有面對“自然”的寫作,都要遵循把人的身段放低,采取敬畏“自然”的立場和仰視“自然”的視角。比如同樣是寫人與自然的關系,陶淵明在《飲酒》中寫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并不妨礙杜甫去寫“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在作家審美視角、主題立意和創作方法的選擇上,最忌整齊劃一。

農耕文明背景下的“自然文學”

王文靜:“自然文學”也罷,“生態文學”也罷,在沒有這些概念之前,中國文學并非沒有自然主題,中國作家也并不缺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審美觀照。中國文學的自然書寫往往滲透著強烈的人文性,寄情于景、托物言志是自然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最明顯的投射。中國文學源遠流長的歷史,始終為自然作著詩性的注解。從《關雎》以“關關雎鳩”起興,到《離騷》以奇花異草自比人格高潔,無論是現實主義敘事還是浪漫主義筆法,中國文學中的自然書寫最終往往都指向精神品格或文化意涵。在您看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對于自然的文學表達,在價值觀念和審美習慣上有哪些獨特之處?

王力平: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個永恒的文學主題。正像你剛才描述的那樣,古典文學中的自然描寫可以追溯到久遠的過去。西周時期的《詩經》,字里行間早已是斗轉星移、草長鶯飛??鬃釉谡劦健霸姟钡墓δ軙r,還專門提到了“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此后,《楚辭》里的香草美人,《水經注》里的人文地理,尤其是發端于魏晉、大成于盛唐的“山水詩”,更是把寄情山水的審美趣味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敘事類作品中,《三國演義》里的“借東風”,《水滸傳》里的“風雪山神廟”,都是把人物與環境、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融為一體,相互襯托,相得益彰?!扒榫敖蝗凇笔枪诺湮膶W自然書寫的重要特征。論及這種審美特征,人們都喜歡引用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論,并視為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粹,視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至善至美境界。

但是,雖然人們都喜歡談論這些,所言也都是事實。然而這種在古典詩詞歌賦中俯拾皆是的“和諧”,其實并不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全部內容。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還有沖突、對抗的一面。想想“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衛填?!?,在這些遠古神話中,充滿著與天斗、與地斗、不屈不撓的氣概,同時也揭示了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但它同樣是美的,是另一種形態的美,也是古典文學對人與自然關系審美書寫的重要一脈。

王文靜:在遠古神話中,對人與自然關系中的矛盾沖突、對人的抗爭精神有生動的表現。但這一脈絡的后續發展似乎受到了壓抑,沒有得到更多經典創作的支撐和彰顯。

王力平:從文學史來看,的確是這樣。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農耕文明長期穩定延續,社會生產方式、生產力發展水平與自然資源承載力之間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和諧”狀態,緩和了人與自然的矛盾。再比如,“天人合一”的觀念對思維方式的影響和塑造。大家都喜歡引“天人合一”論證“情景交融”,其實“天人合一”更重要的作用,是推動儒家思想的政治化轉型。從“天人合一”到“天人感應”再到“災異天譴”,自然災異被看作是對天子失德的懲戒,成為對皇權的制約力量,而人與自然的矛盾在這里被消解了,人對自然的認知、駕馭和改造的努力被遮蔽了。但這是今天自然—生態文學創作研究應當了解的側面。

我看到一篇關于自然文學的研究論文,論者拿我們談到的幾個遠古神話與海明威的小說《老人與?!纷鞅容^研究,得出結論說:在人與自然的抗爭關系中,西方文化注重真實的人的抗爭,而中國文化則喜歡先把人“神化”,而后看“神力”與自然力的較量。這個比較研究從選樣到結論都是荒謬的,可以不去管它。重要的是,為什么論者看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看到了“女媧補天”“精衛填?!?,卻看不到人的抗爭。我覺得,限制其理論視野的,除了“西方的月亮更圓”,還有傳統文化籠罩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過分濃郁的祥和氤氳。

王文靜:但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那種徜徉山水的審美精神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從陶淵明、謝靈運到王維、李白、蘇軾,淡泊名利、騁懷山水的文學表達,不僅具有極強的文學感染力,還具有文化和歷史的穿透力。生于1930年的美國作家、詩人加里·斯奈德,通過翻譯中國唐代和尚寒山的詩,感知瀑布、松樹、云朵和霧靄等中國自然山水中的文化密碼,體悟到中國文學“野情便山水”的境界,穿越遙遠的時空得到了全新的理解。

我們今天討論“自然文學”,可以質疑這種“情景交融”的審美精神嗎?

王力平:這就是我開始所說的,關于人與自然的話題,如果聊得深入一點,特別是在文學的意義上深入一點,其實并不容易。你說得不錯,加里·斯奈德迷戀中國文學“野情便山水”的審美境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審美精神跨越種族和文化時空的回響。但問題的復雜性在于,當我們的文化精神還在“徜徉山水”的時候,西方國家完成了以蒸汽機技術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當我們開始質疑這種文化傳統是否會阻礙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時候,西方國家完成了以電力技術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當我們終于贏得民族獨立和解放,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始工業化建設的時候,西方國家迎來了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生物工程和空間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斯奈德站在三次工業革命堆起的歷史高地上,在“垮掉的一代”熱情簇擁下,開始用“生態文明”去解構“工業文明”的時候,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剛剛起步。

不是要焚琴煮鶴煞風景。其實我想說的是兩句話:一句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不僅需要徜徉山水的審美精神,更需要正確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的科學理性精神。五四運動中,為了歡迎“德先生”“賽先生”,新文化先驅們曾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百年之后,我們已經懂得,不加辨別地全面否定傳統文化精神,并不是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同時也應該懂得,滿足于、止步于農耕文明涵養出的文化傳統和審美精神是沒有未來的。另一句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沒有不變的平衡、永恒的和諧。動態的和諧才是現實的,也是更健康、更具可持續性的。三次工業革命就是打破已有的平衡,重新尋找新的平衡。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生態文明,同樣是打破舊的和諧,建立新的和諧。

“徜徉山水”是美好的境界。但經歷過工業文明的否定以及生態文明的否定之否定,重拾“徜徉山水”境界,才是更好的。所謂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先要敢于“出走”,然后才可能“歸來”。

王文靜:經過四十年的快速發展,我們今天已經邁開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步伐,開始重拾“歸來”后的“徜徉山水”境界。還有一個問題,為什么你會覺得在文學的意義上,深入討論人與自然的關系更不容易?

王力平:在我看來,我們的工業化歷史進程并沒有完成。生態文明建設的自覺意識和實踐,其實是一種后發優勢的體現,讓我們能夠早一點關注發展方式問題。至于文學意義上的“更不容易”,是因為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人與自然的關系,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發展速度和發展方式的調整和改變,都可以通過法治的辦法去協調。而在文學領域,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審美呈現,更多是感性的,是基于個人經驗的直觀判斷。在這里,人們通常更喜歡聽美在“和諧”,說“對抗”也是一種美,就不免討嫌。

工業文明背景下的“生態文學”

王文靜:1962年,蕾切爾·卡森出版了《寂靜的春天》,引發轟動式的關注和討論。作品虛構了一個美國小鎮,因為人為的原因,本應鳥鳴蟬噪的大地變得寂靜無聲,作者質疑了以殺蟲劑為代表的化學工業對自然生物和人類的危害,被譽為 “世界環境保護運動的里程碑”。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活力,工業文明與自然生態之間的矛盾開始顯現,《伐木者,醒來!》《北京失去平衡》等作品陸續問世,成為中國生態文學的“第一聲”。無論從世界文學還是從中國文學的發展來看,生態文學都是產生于工業文明勃興的背景之下。工業和科技的發展,使人類在認識自然、利用自然的同時,也出現了透支自然、破壞自然的問題。生態文學具有自覺的問題意識,帶有鮮明的文化和社會批判的意味。你怎么看生態文學的興起?或者說,你認為理想的生態文學該是什么樣子?

王力平:前面談到過,生態文學所面對的仍然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是自然文學在當代社會的表現形式,具有很強的現實性。關于現實性,我理解應當包括這樣兩層含義:一是真實感。它所記述的環境和生態事件(包括反面的環境破壞,也包括正面的生態保護)應當是真實存在的;或者,在虛構文本的故事情節層面和細節描寫上,應當具有現實邏輯的合理性,不能出現專業性和常識性錯誤。二是歷史感。它所記述的環境和生態事件(包括反面的環境破壞,也包括正面的生態保護),或者虛構的故事和人物,應當具有歷史的縱深感,是從歷史深處走來的,不是就事論事,不是偶然的,不是單純的個人惡行或善念。前面曾談到,對生態問題的認識和把握,不能離開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個大背景。換句話說,就其現實性而言,“生態”的內涵和價值,是由人和自然共同定義的,既反映著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歷史要求,同時也反映著人對自然的認識程度和駕馭能力。

王文靜:中國的生態文學由20世紀80年代的生態報告文學脫胎而來。盡管作家選擇了正面的、積極的文化立場和社會責任擔當,但它仍然有可能陷入“非黑即白”的邏輯謬誤,或者淪為簡單化的道德說教。如何規避這種危險,我認為,一方面,對工業污染、生態環境損毀的現實應予質疑和批判;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盲目排斥工業文明的極端環保主義和生態恐怖主義。人類活動不是只有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的負面作用,人類還是能夠有意識地保護自然、維護生態平衡的實踐主體。同時,試著去貼近自然本身的倫理,比如寫作《沙鄉年鑒》的奧爾多·利奧波德,真正在沙漠化農場中植樹造林。比如記錄長白山900多個自然物種,寫下《山林筆記》的胡冬林,最終把生命獻給了這片荒野。他們關于自然的書寫,不僅是有態度的生態書寫,也是有溫度的生態書寫。

王力平:你的提醒是有道理的。當下生態文學的寫作環境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思想資源十分豐富。從國內來看,粗放型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生態問題,激活了人們的問題意識、危機意識,綠色、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理念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從世界范圍來看,環保運動和環保理論相互助力、相互借勢,已經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寫作者自身準備不足成為明顯的短板。表現為文學中人對環境生態的專業知識準備不足,環保專業中人對文學敘事技能準備不足?,F實情況是,“十分豐富”籠罩著“準備不足”,寫作者剛剛接觸,甚至尚未接觸到素材,已然先被觀念包圍。面對環境、生態問題,作者的視角、立場是被流行觀念預設的,作品立意是“主題先行”的。在這種情況下,作家的獨立思考和主體意識變得難能可貴。對這一點,創作和批評都應保持高度的理論自覺。

王文靜:災難作為生態危機的極端方式,在文學中總是有所吁求。災難的警示不但讓人類在所向披靡和無往不勝的錯覺中清醒,也在應對疫情的艱辛中重新體會人在生態系統中不過是普通、平凡的一員,這或許將為生態文學在書寫自然的立場和態度上提供新的啟示。后疫情時代的到來,將為生態文學的創作和研究打開哪些新的面向和可能?

王力平:災害是人與自然關系中的一種對抗形態,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要求與自然力量之間的沖突。在科學昌明的社會背景下,我們不會再用“災異天譴”四個字作為逃避問題的遁詞,其實,往往是人與自然關系中的這種沖突和對抗形態,更強烈地激發和堅定了人類認識自然、認識自我的激情和意志。新型冠狀病毒持續暴發,是一場全球性公共衛生災難。疫難之下,有兩個基本事實:一個是瘟疫肆虐下生命的慘痛夭亡;一個是人類面對死亡威脅的頑強抗爭。前一個事實是,瘟疫對生命的吞噬,有甚于秋風掃落葉。每一個鮮活生命的逝去都是錐心之痛,都是把美好的東西撕碎的悲劇。后一個事實是,在瘟疫侵害面前守護每一個生命,從死神手中爭奪每一個生命,是人的自覺意識和堅定意志,悲壯而崇高,是人性的光輝,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沖突”。在這兩個基本事實面前,任何選擇性“失明”都是不道德的?,F實世界中的觀察思考是如此,文學創作中的敘事策略與審美形態選擇也是如此。

同樣,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也是人與自然關系中的一種對抗形態,在這種矛盾、沖突和對抗面前,首要的任務是深化對自然的認識,對人類自我的認識。但這樣說固然正確卻不免空泛。對于自然—生態文學創作來說,首要的任務,其實不是對環境和生態問題縱議闊論、夸夸其談,而不必顧慮來自相關專業領域的質疑和詰問。核心的問題,或者說,自然—生態文學創作的首要任務,是解決文學性問題。如果自然—生態文學的“文學性”,只是使用“文學的語言”,而這種“文學語言”又只是使用形容詞、象聲詞,運用夸張、比喻和描寫的修辭手法,那是遠遠不夠的。它需要找到“生態”進入文學的路徑?;蛘叻催^來說,要找到文學介入生態世界的方式和路徑。在這個問題上,農耕文明背景下,“自然”進入文學的路徑是具有啟發性的。在農耕文明背景下,“情景交融”是自然進入文學的方式和路徑。在工業文明背景下,環境和生態問題進入文學的方式和路徑,是否會藏在矛盾、沖突和對抗的后面呢?掀開這塊帷布,看看后面是不是有一個血肉豐滿的人。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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